不能退还的，收缴同级财政，并视情节轻重处以违法收费金额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五十的罚款。
[45] 2.基础值的确定方法 寻找基础值模式的核心问题就是该采用何种方法确定基础值，即基础值的确定方法。[59]周佑勇：裁量基准的制度定位——以行政自制为视角，《法学家》2011年第4期。
据此，在行政执法中，除了立法机关(包括国会和有立法权的行政机关)设定的授权规范外，行政机关并不受到其他形式的约束，授权规范中客观存在的裁量空间是作为一项权力被赋予行政机关的，行政机关享有行政裁量权。对于执法者来说，应当避免不相关考虑。2.将经验评估模式融入其他模式之中。但在免罚情节与从重情节逆向竞合这一特殊类型中，[31]应该适当估量从重情节对公共利益所造成的损害的大小。[7]同时，对于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即阐明其意义，如同其他的法律解释一样，都属于法律问题，要接受司法的完全审查。
一般而言，数学模式的计算公式中至少包含两个以上的参考变量，这些变量能够更为全面地反映诸如行政相对人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相对人主观态度等情节。[28]实践中，由于各种不同类型的情节之间既可能呈现出层次分明的有序状态(如法定情节与酌定情节之间)，也有可能出现互相冲突、情节竞合的无序情形。同时，各地区的语言还是感情交流的工具，是人民记录传承文明的重要工具，是一个与当地历史文化血脉相连的族群的符号，因而语言又是文化权利保护的一部分。
这也体现为宪法上自我决定与父权主义立场的博弈。语言拥有一个在总体上可跨越艺术和文化的广泛光谱，作为特殊聚焦点，它取决于文学、哲学、媒体、影视、审美意识也包括交流、语言、观念、思维方式和这个国家以及人民的情况，属于文化财(Kulturgut)。语言法益是一种社会的法观念认为应予保护的宪法利益，但这种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是否仅是一种概括的利益而不具有具体的权利形态？德国学界通说认为，如果特殊自由权已经对运用语言所不可或缺的媒介提供了足够的保障时，那么独立、未知的自由权就应该隐退于以各个特殊自由权的形式对语言所进行的保障之后。在许多把官方语言纳入宪法规范的国家之中，语言常常与首都、国歌、国旗等一起代表着国家的主权和尊严从而是以国家象征的形式被规定在宪法之中。
[45]可参考曹德和：《如何界定普通话的内涵和外延——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思考》，载《安徽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德国基本法中基本权利的保障体系在制定之初并不清楚，通过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不断进行的宪法解释才逐渐明确了Art.2 Abs.1中的人格发展自由这一不确定概念的内涵及其作为基本权利兜底条款的功能，尤其是通过艾尔弗斯案的判决明确了人格自由发展的具体内涵就是一般行为自由。
如果仅仅把基本权利视为宪法中所规定的那些权利，那么答案会变得一目了然。在现行宪法之前的各个版本的宪法中都没有出现有关于普通话的内容。以实证法层面的实例来看，瑞士宪法、白俄罗斯宪法、波兰宪法等都明确规定了专门的语言自由权(Sprachenfreiheit)[6]。[15]德国学者Kirchhof教授就曾明确指出，语言的自由得以联结到个人内心的思想形成以及外在独特的自我行为表现，从而语言自由可以被看成是德国基本法第二条第一款之一般人格权，第五条第一款之表达自由以及第三款之艺术与学术自由的基本构成要件[16]因而，在德国基本法的背景下，语言权利的效力基础在于一般人格权(das allgemeine Persoenlichkeitsrecht)，也就是Art.2.Abs.1所规定的人格自由发展的权利。
(9)使用语言的权利，说、读、写一种语言，学习、教授或接触某种语言的权利不可受到有意压制或禁止。这种理解也与条款中在普通话前所使用的定语是全国通用的而非国家通用的相一致。(5)所有人都有用任何语言自由表达的权利。现代语境下，自我决定权与家长主义的关系呈现出既有正向排斥又有逆向制约、既要积极保障又要拒绝溺爱性保护的复调结构。
[2]苏金智：《语言权保护在中国》，载《人权》2003年第3期。它们即便不是唯一的，也是一种能动性的力量，一旦缺少了矛盾冲突，历史的变迁发展就不再可能出现[37]当然仅有矛盾冲突存在还没有穷尽所有意义，重要的是矛盾冲突能被规范约束与克服解决。
大量的国际条约及宣言显示出语言权已逐渐被公认为是一项基本人权[3]语言以存在的方式服务于人们的思考、交流和行为，与性别、家庭、地域等因素一起构成了个人认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基于这样的基本权利体系，作为无名自由权(Innominatfreiheitsrecht)的语言权是可以从一般人格权的部分形成中被推导出来的。
国家如果因为客观情势而未能达成目标，也并不产生违宪的问题。在现代宪政国家中，欲建立一个开放而多元的社会，需要国家及其社会成员建立一个最低标准的共识，而形成多元文化国的原则建构：国家的中立性原则与国家的宽容原则。第121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的规定，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因此宪法文本中的规范性语句不等于是宪法规范而只是宪法规范的载体，真正的宪法规范是指规范性语句的意义，而这正是宪法解释的任务所在。但按照权利的法力说，法律权利是由特定利益和法律上之力两种因素构成。(6)所有年轻人都有被教本人或家庭成员最容易理解的语言的权利。
但是我国宪法在制度上不存在单一的实施主体，思想上不存在整体的价值意图。第134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
其次，在汉语发音体系中与普通话并行的概念则是汉语方言，有学者指出，方言是一个地区文化的语言反映，是汉民族语言古今共同语[雅言、官话、普通话]的重要养分，有一定的价值与功能。具体而言，语言只是实现其他自由以及民主和法治秩序的不可或缺的形式，因而语言只是被作为表达、新闻、信息、艺术、宗教、教育自由等自由的前提或内容而被加以保障——言论自由是对表达形式与表达内容的双重保障，而语言只是实现表达的形式
当你比较低调时，你做了一点成绩，人们的评价会比较高。党导法治是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并存的双重法治体制，党导法治包含党内规治系统、国家法治系统和规治与法治的衔接系统。
党内法规在国家法律之内，国家法律毫无疑问大于党内法规。对权力的制约是否有效，我们还必须对笼子的大小和笼子的材质进行严格具体的要求，否则笼子也是形同虚设的。党纪与党德 《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第四条基本原则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原则，强调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在从严治党层面设立与现行国家法治同样的规治体系，在党内设立类似于公检法一样的体制实现侦查、监督和审判体制，特别是设立党庭进行适用党内法规的审判，党员和公民都可以对党员或者党组织的违纪违规进行起诉，党内规治系统与国家法治系统一样要严格遵循程序规则，侦查、监督和审判之间相互独立相互配合，做到公开、透明和公正。
政党所关注的议题通常比较广泛，涉及政府政策的各个主要领域。国内外异见人士对中国法治批评最多的是已经触犯法律之后的党员干部不能首先进入司法程序，而是先由党的纪检监察部门审查确认触犯刑律之后再移送司法机关进入司法程序。
习近平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指出：要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构建以党章为根本、若干配套党内法规为支撑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党领导法治，理直气壮，关键在于党怎么领导法治？怎么在党导法治中解决好党与法的关系就成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核心问题。总之，国家法律比党内法规更大，党内法规比国家法律更严。
这样我们既保证了法治的基本原则又为从严治党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要想长期保持先进性和长期执政必须从严治党。习近平从逻辑上论证了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党内规治系统的必要性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系统的庞大。
更关键在于，党内法规只有基于人性和可执行才有可能做到从严治党和违规必究。敬请批评：lawgame@263.net) 进入 柯华庆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党导法治 从严治党 依法治国 党内规治 。
《决定》提出了三个统一和四个善于来架设党内规则与国家法律之间的桥梁：必须坚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统一起来，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同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统一起来，把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中央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第四，党内规则是清楚明白的。
违规必究是从严治党的关键所在。因为从逻辑上讲，党的本质是政治组织，而法的本质是行为规则，两者不存在谁比谁大的问题，否则就会落入话语陷阱。
